一、明代民窑青花瓷断代的研究现状
关于明清时期青花瓷的断代，在许多陶瓷著作中都有相应的叙述，但大多侧重于各朝的具体特征，而对于断代的依据却很少涉及。这些从理论上总结的各朝民窑青花瓷的特征，大体都是正确的，但对于具体器物的断代则需要更明确、更细化的标准。
明清时期民窑青花瓷的断代，特别是对于明代民窑青花瓷的断代，目前处于混乱状态。相同或相似的器物，有时在不同的著作中所断年代早晚差异较大，甚至在同一著作中，有时断代结论也不一样。有些类型的器物，虽然在多数著作中的断代基本一致，但其结论却未必是可靠的。即使是在一些著名学者的著作中，对于书中附图器物的断代，也或多或少存在明显错断情况。至于目前书店流行的各类关于青花瓷断代的，诸如纹饰图典、款识大典、装饰大典、青花瓷画、瓷片鉴赏等图录式收藏类图书，其错谬情况则更为普遍。中国的文物鉴定类著作历来重视图谱，在民窑青花瓷器断代标准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各著作间相互参照借鉴，以讹传讹自然难以避免。
目前民窑青花瓷的断代，尚未确立一套科学的标准体系，大多数学者对民窑青花瓷的断代依靠的是经验，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而要对民窑青花瓷进行科学断代，重要的是要建立科学的断代标准，基础的工作是通过系统的考古类型学研究。
二、类型学研究与民窑青花瓷断代
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认识古文化变迁和发展的一种基本方法。考古类型学探讨的是器物形态的逻辑发展顺序，为了保证这种逻辑的发展顺序符合历史真实，考古类型学的研究必须建立在考古层位学基础之上。在考古学的学科发展史上，正是因为层位学和类型学这两个基本方法的确立，使得考古学这门学科获得了比较充分的发展。
考古类型学不仅适用于一般的器物和遗迹的分析，对于属于美术考古研究内容的具有美术性的花纹、装饰、图案、书画、雕塑等遗迹和遗物完全也可以用类型学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对无款识的民窑青花瓷进行类型学的研究，可以发现各类器物在造型、纹饰、青料、绘法、胎、釉等方面的发展演变规律，同时结合纪年墓葬中的出土器物或带款识的器物，从而确立相对准确的断代标尺，实践证明通过系统的类型学研究，对于民窑青花瓷的断代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做到像官窑瓷器一样精确到大致的帝王朝代。
三、民窑青花瓷断代的标准器
对民窑青花瓷进行类型学研究，首先需要选择具有准确纪年的器物，作为断代研究的标准器。这样的标准器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纪年墓葬中或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瓷器。需要说明的是，纪年墓中出土的瓷器的年代并非都是本朝的，墓葬中的随葬品有不少是流传或使用多年的前朝器物（有的甚至是有几百、上千年的古物，因为墓主是嗜古的收藏家或由于偶然原因得到古代器物），只有在墓主去世前后购置的用于随葬的瓷器，才与墓葬纪年反映的年代相符。有的墓葬属于夫妻同穴合葬，因死亡埋葬时间有先后，不同批次的随葬品，其年代的早晚需要认真辨别。因而在用纪年墓葬出土的瓷器作标准器时，还需要综合分析。考古遗址中地层早晚关系明确的不同层位出土的瓷器标本，其时代早晚关系也是很明确的；同样，灰坑或窖藏中出土的瓷器，多数器物的年代相同或相近，它们具有明确的共存关系。这些实物资料对于民窑瓷器的断代研究无疑也是非常重要。20世纪60年代在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大量明代早期瓷器残片，其中以洪武时期的瓷器为多，通过整理研究，学术界对明代洪武时期的官窑瓷器和民窑青花瓷有了较全面的认识。遗憾的是在考古发掘中，对晚期文化堆积重视程度不够，这样的资料还较少。
二是带款识的民窑瓷器。明代民窑青花瓷器中带纪年款识的不多，款识可分为墨书款、刻款和青花写款，以青花写款为主。在成化以前民窑青花瓷上的纪年款识较少见，明代晚期则多伪托前朝款识，因而在以带纪年款的瓷器作标准器时，需要谨慎识别本朝款与伪托款。在20世纪90年代前，较多文物工作者对明代民窑瓷器使用伪托款的情况认识不足，在相关考古发掘简报中，误认为署“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宣德年造”等款识的器物为成化或宣德时期。
三是官窑中带纪年款的器物，可以在造型、纹饰、画法等方面作为参照。明清时期，官窑和民窑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民窑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会学习官窑的工艺技术、仿烧官窑器的造型、纹饰和釉色品种，官窑的多数工匠都是从民窑中选拔出来的。在官窑和民窑瓷器中，有许多相同的纹饰，在官窑中以严谨、繁复的形式出现，在民窑中则以简化、随意的形式出现。民窑产品有粗细之分，部分精细产品可以和官窑相媲美。
四、明代民窑青花瓷断代的标准
明代民窑青花瓷断代的标准，包括造型、青料、纹饰、绘法、胎、釉、款识等方面特征，这些特征从明代早期到晚期都有相应的演变规律，是进行分期断代的重要依据。其中变化规律明显的是造型、青花料和纹饰、绘法，目前许多人在对民窑青花瓷进行断代时，只依据某一方面的特征，而忽略其他方面的特征，这样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够准确。在对民窑青花瓷断代时，必须从造型、青料、纹饰、绘法、胎、釉、款识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排比，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是科学的。
1.造型
每一类器物的造型变化，从早期到晚期往往具有一定的演变规律。其中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器型，只在某一时期内出现。观察器物的造型变化，可以从器物的口沿、腹部、底足、颈部、耳朵、系、流、柄等方面进行对比，其中以底足、口沿和腹部的变化为明显。明代民窑青花瓷多为日常生活用器，常见器物有碗、盘、罐、瓶、炉等几种，其中碗、盘的数量占绝大多数，罐的数量其次。只要掌握了这几类器物在造型上的演变规律，对于整个明代民窑青花瓷的断代，即可做到心中有数。以明代民窑青花碗为例，洪武时期的碗底足无釉，制作粗糙，有的底心有乳突点，多见跳刀痕或旋胎痕。圈足平切或向外斜削，圈足较浅，足跟由外向内斜收。此外还有一种圈足内为斜坡状底。有的碗里心带涩圈，采用的是叠烧工艺。
永乐、宣德时期的碗底足内多数均施釉，也有部分为砂底，底釉厚薄不均，釉薄处露出火石红色，圈足以平切为主，底心也有突起，隐约可见跳刀痕，足跟内斜。永乐与宣德的区别在于，永乐时期圈足略浅，宣德圈足略深，足跟内斜程度比永乐更明显。空白期的碗底足，釉底和砂底均有，圈足平切，足墙变薄，制作较粗糙，常见粘砂现象，圈足较宣德时期变浅，足跟的内斜程度减小，至后期天顺时几乎近直。
成化时期的碗足，均为釉底，挖足过肩，足根竖直，修足较细，足根细圆，足墙较厚。弘治时期碗的圈足不及成化规整，圈足变浅，足墙变薄，足根向内略斜，碗心向下塌。成化以前的碗口沿几乎都是向外微撇的，弘治时外撇程度更明显，有的几乎成折沿状。正德时期的碗，圈足更浅，足墙更薄，足根细圆，足根内斜，碗心下塌程度更大。此时还流行一种口沿内敛的碗。嘉靖万历时期碗的形状变小，圈足普遍较浅，足根既有内斜的，也有近直的，多见跳刀痕，有的有粘砂现象，碗的内底心多向上鼓起，有的学者称为“馒头底”。天启、崇祯时期的碗，多为浅圈足，有釉底也有砂底，有粘砂现象，多见跳刀痕、旋胎痕。崇祯时流行玉璧形碗底。
2.青料
明代民窑青花瓷使用的青花料，虽然多为国产料，但各个时期的青料在青花发色等特点方面也有明显的变化。每一种青花料的使用时代跨度较长，虽然不如花纹、绘法、造型等特征随时代变化那样及时，但对于判断大的时代范围却是非常有效的。明代民窑青花瓷使用的青花料，从洪武到空白期均为国产料，但各个时期的呈色特征差别却是比较大的。洪武青花发色灰暗，少数呈褐色，青花浓处有铁锈斑。永乐、宣德青花，发色略艳丽，基调为灰蓝色，有铁锈斑，总体上宣德时的发色更蓝些。空白期的青花发色，前期为蓝中偏黑，有铁锈斑，晕散情况较常见；后期发色浅淡的较多，呈色稳定，铁锈斑和晕散减少。成化时期使用平等青，呈色淡雅平稳，总体比较鲜艳，少铁锈斑，青料浓处颜色略深。弘治至正德早期，也是用平等青，发色清淡，有的为暗灰色，有晕散现象，缺乏成化时的典雅感。正德后期、嘉靖、隆庆和万历早期，使用回青料，发色蓝中泛紫或略灰。万历后期、天启、崇祯时期使用的青料，以石子青为主，呈色青淡，多为青灰色，少数器物使用回青料。崇祯时期有部分器物如花觚、笔筒、罐、瓶等，青花发色青翠艳丽，混水浓淡分明。
3.纹饰、绘法
在明代民窑青花瓷上，各个时期均有常见的纹饰题材，有的纹饰特征是某一时期所特有的，属于典型纹饰，有的纹饰虽然延续几个朝代，但形态特征与布局特点已经发生变化。同时，从明代早期到晚期，青花纹饰的绘画方法也有显著变化，这也是分期断代的依据。明代洪武、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纹饰的画法，以一笔点划为主，多为实笔；空白期的纹饰也是以实笔画为主，开始出现渲染画法。成化、弘治和正德早期的绘画技法为渲染勾勒，笔触较细。正德后期、嘉靖、万历至明末，采用的绘画方法多为单线平涂，先勾勒出纹饰的大致形状，再用大笔涂抹填色。崇祯时又较多使用实笔画法。
4.胎、釉
明代民窑青花瓷的胎、釉特征，因时代不同也有相应的变化。洪武、永乐时的胎质较粗，瓷化程度不够，略显疏松，胎色灰白。宣德时的胎较精细，胎色较白。空白期的胎质粗，胎色偏灰。成化时的胎质精细，胎色洁白。弘治时的胎略粗。正德到明末，胎质均较细，胎色洁白。
明代民窑青花瓷的釉，总体以青灰色釉为主，又因各个时期釉质的优劣、肥润与厚薄不同，釉色偏青或偏白。洪武时期的釉，有卵白、青白、灰青等色，釉层普遍较单薄。永乐时期的釉，多为青灰色，部分釉层肥润的呈青白色。空白期的釉多为青灰色，釉层薄，后期出现釉层肥润的青白色釉。成化时期的釉多为青白色，釉层肥润。弘治至正德早期的釉多为青灰色，釉层较单薄。正德后期、嘉靖、万历时期的釉色多为青白色，釉层肥润。天启、崇祯时期的釉，单薄的呈青灰色，肥润的呈青白色。
5.款识
明代民窑青花瓷的纪年款识，从空白期开始出现，在成化以前带纪年款识的民窑青花瓷器数量极少。正统时期民窑青花瓷上的纪年款，目前发现的有“正统元年”和“正统捌年”青花写款，“正统二年”墨书款等。景泰朝目前未见有带纪年款的青花瓷器。天顺时期的民窑青花纪年款有山西省博物馆藏“天顺三年大同马氏造”款青花回纹炉、故宫博物院藏的“天顺年”款炉，此外民间近年还发现有“天顺年造”款的青花盘标本（是否为本朝款，需进一步研究）。成化时期的民窑青花瓷的纪年款识有“大明成化年造”六字双行款，传世数量较多，还有“甲辰年造”（成化二十年，1484年）款。弘治时期民窑青花瓷的纪年款识，有无锡弘治九年纪年墓出土的青花松鹤纹碗，底有“壬子年造”款（弘治五年，即1492年），以及现藏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的弘治九年铭文青花象耳瓶。北京毛家湾瓷器坑出土有“大明丁巳年制”（弘治十年，1497年）六字双行款。
正德民窑青花瓷的纪年款，一种为“正德年制”四字款，外围双圈或无圈栏；另一种为“大明正德年制”六字款，外无圈栏。嘉靖时期民窑青花瓷的纪年款，有“嘉靖辛酉年制”款青花碗，以及常见的“大明嘉靖年制”款，也有少数为“大明嘉靖年造”款。隆庆时期民窑青花瓷的纪年款，有“大明隆庆年制”、“隆庆年制”、“隆庆年造”等，“隆”字中的“生”有的写作“正”。
万历民窑青花瓷的纪年款，多为“大明万历年制”或“大明万历年造”六字款，也有的为“万历年造”四字款。天启民窑青花瓷的纪年款识，一般以干支纪年款的形式出现，在香炉、净水碗、花觚等器物上常见，如“皇明天启丙寅岁吉旦立”碗、“天启五年吴各冬”炉、“天启元年米石隐造”花觚等。此外也发现有“大名天启年造”六字双行行书款。崇祯时期民窑青花瓷的纪年款，除少数为“大明崇祯年制”、“崇祯年制”外，多用干支年号款，如“己卯科置”（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庚午科置”（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丙子科置”（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等。
需要说明的是，明代晚期的民窑青花瓷，除用本朝款外，还常见书写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前朝款识的伪托款，在进行断代研究时，需要依据器物的造型、纹饰、画法和青花料等特征，进行仔细甄别。
明代民窑青花瓷的断代研究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以上提出的各种标准，仅是从方法论层面进行探讨。科学的断代标尺或分期图谱的建立，还需要进行细致而系统的类型学基础研究。
关于民窑瓷器的断代，有人认为：“宜粗不宜细，还是应当坚持有个大致年代就可以了。……用皇帝年号给民窑瓷器断代，只是古玩商为了做成生意，忽悠客户的一种手段。标以年号，即显得自己有学问，又似乎与官窑靠得更近了。它既不科学，也不真实。”这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明清时期的民窑青花瓷由于多数均不署纪年款识，客观上给研究和断代带来一定的困难，同时由于民窑瓷器的造型、纹饰、胎、釉、青料、画法等特征的演变，是一个渐变过程，不会因为皇帝年号的变更而突然变化，因而难以做到像官窑瓷器那样绝对精确，适宜采用相对宽泛的断代标准。但是，民窑青花瓷的发展演变是有其内在规律的，随着考古发掘的纪年墓葬出土瓷器的增多，以及发现的带纪年款识的器物增多，同时参照有纪年款识的官窑瓷器特征，民窑青花瓷器的断代标尺正在逐渐建立起来。在现有的研究资料和学术研究条件下，将民窑青花瓷器的年代相对精确地断某一朝代或某一朝代前后，已是可以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