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窑起白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白唐代至元代，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那时，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绥为景德镇（原新平）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人平兴同年间（公元976－983年），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顿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山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
明代采取“官办民烧”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大，设窑达50多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
民窑是对官窑而言，广义地讲，凡非官府经营的，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瓷窑及其产品，都是民窑。民窑的历史远比官窑早得多，陶瓷器均产生于民间中，到了唐代，瓷器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远销印度、埃及和波斯等地，据考证，在这些地区都发掘有唐三彩、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等。民窑于此已有较大的发展，并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
唐代以后，各地民窑辈出，竞相媲美，往往有供不应求之势。其中著名的，宋代有钧窑、汝窑、定窑等。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300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的性质，民窑在产量」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
官窑与民窑的分水
质地优良、性能良好的瓷器很快就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一开始，不管是生产者，还是使用者，看重的都是瓷器的应用性，因此瓷器没有明显的贵贱之分，更无官窑、民窑之别。
至唐代，社会稳定，经济和文化发达，瓷器制造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些著名的瓷品相继问世，名窑也不下几十处，古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称“邢窑瓷类银，越窑瓷类玉”，即是说北方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名窑出产的精品瓷器不但具有实用性，同时也是具有观赏价值的艺术品，自然成了皇家贵胄、王公大臣们的宠物。不过在唐代，瓷器尚未形成垄断式的生产和占有，而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到了五代，情况就不同了。吴越地界的钱氏小朝廷，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以瓷器为贡品，垄断了秘色瓷的生产和使用，明令“臣庶不得用”，形成了事实上的“官窑”。
宋代时，朝廷设有专门督理窑务的司务所，监造贡品。元代和宋代差不多，指定一些窑厂生产贡品，但仍可继续造民用瓷，即所谓的“有命则贡，无命则止”。
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元末，明代洪武年间，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江西景德镇专门设厂烧制宫廷用瓷，正式定名“官窑”，又称“御窑”，官窑和民窑就此分道扬镳，一直延续到清代。
无人喝彩的民窑
历代品评瓷器几乎都把焦点集中于贡品和官窑。1000多年来，持续不断生产，产品遍布千家万户的民窑瓷则一直默默无闻，在数不清的瓷书典籍中也很难找到只言片语的评论和记载。人们似乎只看到了它的使用价值，即使破了、碎了也要设法锔起来接着用，直到粉身碎骨。
其实，官、民窑在分家之初，界限并不十分严格，差距是逐渐拉开的。明代前期还曾经出现过“官搭民烧”的做法，即由官窑出样品，借用民窑烧制，按市价给以报酬。这说明部分民窑具有与官窑相当的实力，甚至还曾出现过“官民竞市”的局面。
为了确保皇家产品的尊严与独一无二的地位，明代中期以后直至清代，利用权力巩固官窑至上地位的情况不断出现。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官方就曾发布过这样的指令：“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资，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告者，连坐。”在清代，对龙风纹的使用有这样的规定：“亲王以上可绘五爪金龙”，“郡王以上绘四爪之蟒（龙）”。凡是“僭用违禁龙凤纹者，官民各仗一百，徒三年”。
泾渭分明的社会等级和产品的商业性质，决定了民窑只能走与官窑不同的生存发展之路。在数不清的民窑中又分为两大类，少部分是资金和技术力量雄厚的上等户，以生产类似官窑产品、仿制前代名窑产品为主，满足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等有钱人的需要；多数民窑生产普通民用瓷，器物的造型多为日常生活用品，如瓶、罐、盘、碗、壶等，图案简练质朴，胎体较为厚重，结实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