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窑早产生于唐代，到了宋代，官窑成为一种专用的名称。在北宋的都城开封和南宋的都城临安附近，都设置有专门烧制瓷器的窑口，这些窑口就被称为官窑。
从民窑分离出来的官窑，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它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它利用权势从全国范围调集了大批技艺高超的工匠，使用优质的原材料，不惜工本地追求产品质地和艺术性。
第二、产品既有艺术性很高的实用品，也有毫无使用价值的纯艺术品，如明代的薄胎瓷，又称脱胎瓷，整个器物薄如蝉翼，只见透明的釉，几乎不见胎骨，映着光可以看见手上的指纹，古人用“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消”来形容它。这种瓷器制作起来费工费时，还要有很高的技术。制作时要对胎体反反复复地修刮，才能把两三毫米厚的粗坯，刮成鸡蛋壳那么薄。这么娇贵的东西，只有官窑做得出，皇家玩得起。
第三、官窑瓷许多器物的器形、纹饰都由内廷甚至皇帝本人出样，工匠们照章制作，这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创造性。不少官窑瓷虽工整精细，但不够灵动、缺乏生气。
1709年，清雍正帝下令仿造明朝五彩瓷罐，他在圣旨中提出：“原样花纹不甚好，往精细里改画。”1713年，他在造办处的报告上还作过这样的批示：“菊花瓣画草了，嗣后照千层叠落花瓣画。”
雍正帝的儿子乾隆帝对瓷器的痴迷更甚，一生做了两三百首咏瓷诗，其中有不少用刻或写的方法直接装饰到了器物上。这位多才多艺又爱出风头的皇帝，在瓷器的烧造上也常突发奇想，标新立异。如笔筒，原本很简单，在乾隆时期却造得十分奇特。除了图案如花似锦外，颈部还能随意转动，可以组合出甲子纪年。这种奇特的东西并未流传普及，可见它实用价值不大，不过是皇帝的玩物。
当然，日理万机的皇帝，不可能把很多精力和时间花在瓷器设计上，明清时代都设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官窑。主管瓷务的官员大多是有造诣的行家，他们不仅懂得技术和管理，同时又具有高深的文化艺术修养，如清康熙时的刘源、郎廷极，雍正、乾隆时的唐英等人，都为官窑瓷乃至中国制瓷业的发展与提高做出过重大贡献。唐英撰写的（（陶冶图说》，图文并茂，是一部相当完整的制瓷工艺专著，是陶瓷生产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总的看来，官窑瓷虽有某些局限性，但它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确实创造出了不少绝世精品，对瓷器制造业的发展贡献是巨大的。官窑瓷历来被视为代表当时社会制瓷工艺的高水平。官窑瓷留存于世的并不多，很多典籍中记载的精品和技艺踪迹难觅，或者已经绝迹失传。
官窑瓷器的鉴定方法：
一、首先看外型，包含线条的收放、形状等。
二、胎釉彩，我们一清朝为例，康熙时期特点是“紧皮亮釉”，釉面紧绷在胎体上，胎很健康，断口像贝壳相同硬，断面像糯米糕的切面相同细，蓝彩透彻亮丽。雍正时期的胎白，含杂质少。乾隆时期胎体皎白细腻，瓷质坚密，胎壁比雍正青花略厚。釉面匀净，多数是青白釉，少数为粉白釉，光泽莹润。
三、纹饰，纹饰与其时的社会习俗和皇帝的审美情味紧密联系在一起。比方，康熙时期，山水人物故事、“刀马人”较多，表现古代战争场面、战马嘶鸣的大场面较多，而康熙后期社会现已安靖下来，则有耕织图等。雍正时期已根本没有“刀马人”纹饰，花卉、花鸟较为盛行，考究俊美，规划也愈加合理。乾隆时期纹饰杂乱，点缀烦琐，受西洋的影响较为显着，比方有西方妇孺、儿童画等等。
第四，款识。官窑款多六字、四字的，比方“大清康熙年制”、“乾隆年制”等。从字体上看，康熙时期多楷书款，雍正时期楷书、篆书偏重，乾隆时期重篆书，嘉庆、道光时期多篆书，咸丰以后又开端注重楷书。从笔画上看，康熙时期笔画有力，而雍正则显得整齐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