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作中国原五大名窑之首的柴窑已失踪千年之久，它的庐山真面目成为历代史学家和陶瓷专家苦苦求索的难解谜题。文献中记载的“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柴瓷到底什么样子？今人能否有幸一睹其真容呢？
多年来，笔者在收藏和研究大量古瓷器物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学习钻研宋、元、明、清有关柴窑的诸多史料以及现代学者的探索文章，结合唐、五代、辽、宋的历史发展背景，形成了以下观点，希望能使柴窑的千古之谜得以破解。
一、“国家2004年已发掘五代柴窑窑址”
2004年2月至4月，考古学者在河南张公巷挖掘出一处五代时期的窑址，根据窑址中出土的瓷器和瓷片（见图一），国内外的瓷器和考古专家判断分析后，一致认为具有清凉寺汝瓷特征，但胎、釉、工艺又有明显差异，而且从釉色、工艺、胎土、器形上看都又优于清凉寺汝窑，但自国家2004年发掘至今，仍没有给张公巷窑址一个准确合理定性，它的地位十分尴尬，事实上，它就是失踪千年的神秘五代瓷窑。然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于种种原因，时至今日，对张公巷窑址的论证仍没有形成公断，或许，现在该是还原柴窑历史真面貌的时候了。
秘色瓷之谜的破解，也许能使人们从中受到启发。1987年以前，秘色瓷就如同今日的柴瓷一样，似乎只是中国陶瓷史中充满神秘色彩的一个名字，因为人们连一个瓷片都没见过，更不要说完整的瓷器了，唯一的认知渠道就是古迹文献中那些神秘莫测、扑朔迷离的描述。然而，1987年法门寺地宫的开启可谓石破天惊，秘色瓷的真相也随之大白于天下。它竟是考古专家、学者常常接触的越窑精品！
谜之所以成为“谜”，是因为人们在未了解之前，人为地添加了许多神秘的因素，使之越来越神秘。在神秘了千年之久的柴窑和张公巷窑如今的尴尬之间，我们能否该有所反省，早日做出科学和客观的论断呢？
二、柴窑的历史描述——“千年神话、千古谜团”
从南宋至元、明、清，历代陶瓷专家和学者都曾对柴窑进行过孜孜不倦的探索和描述，抽象简要的论述文章也多达数十篇。
宋代欧阳修《归田赋》一文是对柴窑论述最早的文章（见后）。《明屠隆考槃》也说：“汝亦唐河南道所辖之州，柴窑即在其都内。”[1]清早期宫室督窑官唐英的《瓷器肆考》一文中也说：“柴窑起于汴，相传当日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今论窑器者必曰柴、汝、官、哥、定，而柴久不可得矣，得残器碎片制为冠饰绦环玩具亦足珍贵，世传柴片宝莹射目，光可却矢，宝莹则有之，却矢未必然，盖难得而重言之也。”[2]特别是清末程村居士的《柴窑考证》一文中说到：“中华制瓷，实冠寰球，为世界所公认。外人名吾国曰支那，并以名吾瓷。后世说瓷诸家偶见古瓷，均以代远年湮无从考证不敢妄肆品评，故言瓷皆自柴、汝、官、哥、定始，汝、官、哥、定虽亦不多见，然世间尚有存者，至柴器则珍逾星凤矣，谚云：柴窑片瓦值千金，极言其难得可贵也。考柴窑乃后周显德初年所烧窑，在河南郑州，以世宗姓柴故名然，当时只称御窑，至宋始以柴窑别之。其瓷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沙泥为胚，足露黄土，滋润细媚，色异制精，为古来诸窑之冠，非后人所能伪为。鄙人搜求古物近四十年，所藏柴器，光耀夺目不可方物，洵希世之珍也。（柴窑既为千余年来罕见之物，余所藏者何以能决其必为柴窑？盖滋润细媚，色异制精八字，评论柴窑实为至，当不移前乎？柴窑者如越窑，余亦有之，既无如此之细润，后乎柴窑者，如宋明诸瓷以及康雍乾之瓷器，泑色虽精，然亦不及其滋媚，真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非柴窑，安有如是之精妙耶？）不敢自秘，出示同好，并就说瓷诸书撮录有关于柴窑者若干则于后，以供博疋君子考证焉。”[3]从清程村居士此论述，足见当时已对柴窑充满神秘、好奇。
民国收藏鉴赏大家、北京辅仁中学校长赵汝珍的《古玩指南》一书对柴窑论述道：“柴窑系后周柴世宗所烧，故以其姓名之窑，在河南郑州，其器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细纹、制精色绝，为往昔诸窑器之冠，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所谓雨过天青，乃淡蓝之青瓷也。柴窑以天青色为主，其余尚有虾青、豆青、豆绿等色。又有一种不上釉者，呈黄土色，即后代所谓铜墙铁壁骨也。按柴窑传世极少，故宫中尚有可见之。究竟真伪，亦难确定。至外间流传真者绝少，即其碎片，亦等诸珍宝，甚至谓佩此残片，可以却妖毒，御矢炮，虽荒诞不经，亦可见社会人士重视矣。”[4]
上述对柴窑的论述，使柴窑充满了神秘、离奇的色彩，可望而不可即，逐渐成为一个前年神话、千古之谜。
三、勇敢的探索 、大胆的猜想——“柴瓷的十个版本”
近代，有不少陶瓷专家对柴窑之谜进行了大胆的猜想、勇敢的探索，这种精神十分可敬可佳，应给予充分的肯定。至于这些观点是否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
柴瓷说版本一：景德镇五代湖田窑影青瓷即柴窑说。其理由是其釉面光亮如镜，胎釉也具有薄如纸的特征，做工也非常精美（见图二）。 但因其窑址地理位置和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及柴窑的历史传说相差甚远，不能完全服人，瓷界和社会也未能接受，故后不再提说。
柴瓷说版本二：五代吴越秘色精品青瓷即柴窑说。主要理由是五代吴越之地是后周柴荣帝的臣属国，越窑精品具有柴瓷的某些特征，是当时的贡瓷（见图三）。此说初听似有一点道理，但经不起深入细致的分析推敲。首先是其窑址位置和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及柴窑的历史传说相距太大；而且饮流斋说瓷《爱日堂钞》一书中明确说：“自古陶重青品，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汝窑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哥窑以粉青为上，东窑龙泉其色皆青。”[5]
柴瓷说版本三：五代耀州窑即柴窑说。除了器型釉色、工艺等方面的一些理由外（见图四），最主要的是历史文献中曾有“柴窑出北地”[6]一词。而历史上铜川黄堡窑（耀州窑址）属北地郡，故认为五代耀州瓷即是柴窑。然此说有三点不足以服人。其一，历史上铜川属北地郡辖，是隋代至汉代的事，并非五代地名。从唐代始已不再叫郡，而改叫州。其二，唐、五代、宋时期铜川归鄜州管辖，金代才改为耀州，故五代时早已不使用“上地郡”的地名。其三，历史文献中关于柴窑属地有三种提法，提及最多的是“柴窑出汝州”[7]或“柴窑出郑州北地”[8],最后这个“柴窑出北地”的提法只见于个别文献。故此 “北地耀州窑”一说不能成立。
柴瓷说版本四：是说一件具有现代玻璃镜面釉色和效果的瓷，就是柴瓷。笔者也确实有幸目睹了此件神奇之瓷。其釉色确与玻璃镜子一般无异，其主要理由是与柴窑“明如镜”特征要素相符。但问题是，从五代至宋，人们用的镜子全是铜镜，铜镜与玻璃镜的效果光色应是绝然不同的，加之其他条件又不相符，应再继续商酌为好。
柴瓷说版本五：是说日本著名收藏家对中如云提出，其所藏的“蓝釉花觚”瓶就是柴窑（见图五）。虽然此物系出名门、论述详细、非同小可，但综观此瓶釉色、胎质、器形与历史文献都极不相符，更不足以说服众人。
柴瓷版本六：从2008年开始，郑州附近柴荣故里的一些柴姓氏族人员提出，他们在当地发现的一个瓷窑，就是柴窑。这个瓷窑中的确有某些和柴窑相符的因素和条件，但从发现的瓷窑残器与传说中的精美柴瓷相差太远，也还是不能让社会和瓷界接受。
柴瓷说版本七：近几年，市场上出现了一批小巧、精致、美观绝伦且又薄如纸的瓷器，甚至个别瓷器还有“柴”、“柴荣”等字（见图六），一时间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也让不少人热炒、热买、热卖了一阵子，不过现已基本偃旗息鼓，显然不足以成为柴瓷说。
柴窑说版本八：2009年网上有人发文说，河南禹州磨街古窑址即为柴窑。理由是发现的残器釉色天青，底足胎粗黄。为此笔者曾前往探询，经综合观察发现，其工艺粗、器形拙、胎厚，均无一代名窑之风范和特征（见图七）。
柴瓷说版本九：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栏目在向社会鉴宝之时，一位老者拿着一只小巧、精致、胎薄如纸的兰釉儿童瓷塑器物，底部刻款为篆字“柴荣”二字（见图八），声称其物为柴瓷的标准器，但专家说应为有待于研讨之器，笔者也曾上手过此种器物，确实精美无比，十分传神，但其釉色釉质均无五代、宋瓷之风格特征，应为明、清之器才对。
柴瓷说版本十：2008年11月，笔者到上海出差，在福州路古玩城无意中走进一家颇具档次的古玩店，事后才知是泰籍华人收藏家高培芝先生的店。因笔者直接指出他店内几件瓷器的年代，故而赢得高培芝夫妇的信任。高先生拿出了一件定窑精品让我欣赏，尔后又拿出一件他从国外购回的花口三足洗，并称其为柴窑，笔者上手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其有清凉寺汝瓷之特征，但又绝不是清凉寺汝窑之物。再作细致观察，发现具有张公巷窑瓷的特征，应为柴瓷。
事实上，类似的情况已有先例。1953年，上海博物馆接受了开封某收藏家捐赠的两件瓷器，当时定为汝瓷。然而，1999年清凉寺汝官窑发掘后，当今世界所有馆藏的汝瓷都与之对号，唯独这两件对不上号，显见它们并非汝瓷。而这两件器物竟与张公巷窑址、瓷片对上号，故此上博这两件瓷器也应为柴瓷才对。
所以说，我们国家考古人员在2004年正式挖掘的张公巷窑就是柴窑。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都没有真正认识和准确定性。随着历史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改变、认识的提高，该是还原柴窑历史真面貌的时候了。
四、窑址定性之争——历史文献记载“张公巷窑即柴窑”
2004年2月至4月，考古学者在河南张公巷正式挖掘的窑址就是柴窑窑址。理由有如下几点：
1. 国际、国内所有陶瓷专家和收藏家一致公认：张公巷窑的瓷器与清凉寺汝窑瓷器相比，烧制的工艺釉色相类同，但又明显精于、好于清凉寺汝窑器（见图九）。作为中国陶瓷史的珍品奇葩，汝瓷魁居宋代五大名窑之首是不争的事实。我国著名绘画大师李苦禅先生曾挥笔写道：“天下博物馆，无汝（瓷）者难称尽善尽美也。”而世上还有什么瓷又比汝瓷还好、还优呢？在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中文房肆考图说：“论窑器者必曰柴、汝、官、哥、定，而柴不可得矣，得残器碎片，制为绦环玩具，盖难得而贵重之也。”[9] 蒙一正《事物绀珠》一文中说：“柴窑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10]由此可见，历史文献原来记载的五大名窑是柴、汝、官、哥、定。柴窑排首，汝窑排二。因至清晚时期仍不见柴瓷踪影，故又重排五大名窑，汝窑由第二跃据为魁，将均窑递补排后，才形成今日的汝、官、哥、定、均。所以说能排在汝瓷前的只有柴瓷，能优于汝瓷的也是柴瓷。那么，对于张公巷窑的瓷器、瓷片优于汝瓷的事实，便只能有一种解释：张公巷窑就是柴窑。
2. 张公巷挖掘的瓷器、瓷片，其器形折腰、唇口的工艺特征是典型的五代风格（见图十），这与柴窑所处五代相吻合，而它与历史上流传的“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以及底足粗黄的特征也较符合。就釉色有关文献对 张公巷窑瓷是这样描述的：“大多数器物釉色是一绝，是独特少见的天青色，有极少部分是粉青色和其他釉色。”就光亮度讲，绝大部分器物瓷片均具有铜镜般的光照度（见图十一），就薄厚度来讲，张公巷器物绝大部分瓷片的厚度胎釉加一起不会超过三毫米（见图十二）。拿现代纸的厚度，显然无从比对，若以50年前用的草纸和现在用的卫生纸相比，厚薄相差十余倍，何况是千年之前的五代，纸的厚度显然更厚。就“声如磬”来说，我们大多数人都误认为是声音清脆，实则误解，过去磬是以石制成， 其声是一种难以形容的低沉发哑之声，并非清脆，而张公巷所出器物，其声是低沉发糠发哑。张公巷瓷有部分支烧，部分垫足烧造之器底足具有粗黄之感。
笔者曾高价购过一片张公巷垫烧瓷片（见图十三），当然如果仅仅望文生义，随意发挥，那理解就会相差甚远。比如历史上形容四大美女，都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难道我们真认为四大美女能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吗？比如，在秘色瓷未破解前，对秘色瓷的形容和实物相比就有很大的差异，何况历史文献中对柴瓷的厚度釉色就有着不同版本的记载和理解，如：“柴窑所谓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三者均指泑汁而言，不指胎骨而言，元以前之瓷皿虽亦偶有薄胎者，要亦不能如明瓷脱胎之薄也。此言薄如纸者盖谓所上之泑其薄如纸也。”[11]
从张公巷窑发现到如今已九年之久，正式发掘也有五年之久。但不知为何，这样一个优秀瓷窑竟毫无文献记载，而它与历史上柴窑的出众描述和神秘莫测却完全吻合。由于我们缺乏正确认识，致使张公巷窑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有人一直想把它往汝官窑上靠，却又靠不上去，因为清凉寺汝官窑的地位已经被国内和世界陶瓷专家认定。
3. 诸多文献中均记载：柴窑窑址地处汝州，张公巷窑就在汝州城内，而又优于清凉寺窑，不是柴窑又是何窑？
记载柴窑的文献以宋代欧阳修的《归田赋》最早，书中在谈及“汝窑花觚”时曾有“柴氏窑色如天、声如馨，世所希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这是距五代最近的论述，而且直指柴窑出汝州，难道还不可信吗？另外，佚名在所写的《南窑笔记》中《陶说》中论述：“周武德年间，宝库火，玻璃玛瑙诸金石烧结一处，因令作釉，色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馨，其妙四如，造于汝州，瓷值千金”[12]。
著名陶瓷鉴藏大家马未都在收藏大讲堂曾经说过“将来柴窑一旦发现，釉色肯定和汝窑相似相同”，此论也符合了欧阳修“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瓷较似”的论述。同时陶瓷泰斗耿宝昌也认为张公巷窑出土之器物有晚唐遗风。故宫陶瓷专家李知宴研究员也曾说过：“河南汝州市张公巷和文庙发现烧有青瓷的地点，有探讨价值。”
4. 2004年以来，诸多学者对张公巷窑的定性问题争论激烈，但终无结果。
汪庆正先生曾提出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与会的17位专家对此持有三种观点：一种同意北宋官窑说；第二种认为证据不足，有待进一步探索；第三种则完全反对，理由是有文献明确记载北宋官窑窑址在汴京，“宣和间京师自置烧造，名曰官窑”。且出土器物与馆藏均对不上号。据了解，没有参会的一大批宋瓷专家对此也持保留意见。
2004年5月20日至22日，来自国内外的50多位陶瓷专家又对张公巷窑进行论证，结果对会议提出的张公巷窑就是北宋官窑一说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反对的理由也很充分。据清朝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记载“宋政和间徽宗于京师，置窑烧造曰官窑”[13]且出土器物与馆藏均对不上号，由于意见分歧较大，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莉英在作学术总结时说：“由于有不同意见，建议进一步发掘论证。”但与会的专家充分肯定了张公巷考古发现的价值，建议申报了当年的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在2007年开封收藏文化研讨会上，开封市何浩庄、何世忠对此专门发表《北宋官窑就在开封》、《张公巷遗址定名莫匆忙》两篇论文，作了详实的阐述，表述了北宋官窑就在开封的看法。
综上所述，对张公巷窑址的定性问题，虽由于种种原因尚无从定论，但若认为是柴窑，则一切疑问都可得到释义和印证。而要接受这一显见的事实，只需要把思想方法和观念转变一下而已。
五、柴窑的消逝之谜与“陈桥兵变”
柴窑既然是一代名窑，那为什么会片瓷难求，而且没有明确的文献记录，成为困扰专家学者的千年谜团呢？笔者通过分析发现，这应该与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有直接关系。赵匡胤出身名门，从小有“香孩儿”之称，后因家境败落，开运五年，终无法面对家境穷困，21岁离家流浪。乾祐二年，一身破衣的赵匡胤经高僧指点，投奔在周太祖郭威名下受到重用。郭威去世后世宗柴荣即位，其又被柴荣重用，调到中央禁军中任职，后由于赵匡胤的出色表现，被柴荣任用为禁军的高级将领，忠威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显德六年，周世宗柴荣去世，7岁儿子柴宗训即位，仅两个月后，也就是显德七年（960年），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了皇位。这就是“陈桥兵变，皇袍加身，得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之后赵匡胤良心上愧对有知遇之恩的柴荣，他还曾面对周恭帝柴宗训的宰相范质等大臣呜咽流涕着说道：“我有负上天和朝廷的恩德，所以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14]故不愿目睹恩人用过的东西、器物，以免刺激神经，同时也不愿让每位大臣用着柴姓的东西，听着赵姓的号令。
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后，销毁前朝一切历史痕迹，是历代统治者的一贯作法。况且赵匡胤又有负恩忘义之愧，故此极有可能是赵匡胤把与柴姓有关的东西，包括柴窑、柴瓷一同彻底销毁，不得使用，并不得记录。致使柴窑永无天日，成为谜案。这一推论也与历史文献程村居士《柴窑考证》中记载的“考柴窑及后周显德初年所烧窑，在河南郑州，以世家姓柴故命然，只称御窑，至宋始以柴窑别之”[15]完全相符吻合。
六、汝窑与柴窑的渊源——“柴灭汝兴”
柴窑与汝窑之间源远流长的关系，同样与“陈桥兵变”有关。河南考古研究所所长、著名考古专家赵青云主持发掘的考古成果显示：汝窑烧造于北宋早期，终结于元代。据此我们也可推断，汝窑自宋初就受到皇家重视，一直作为御用瓷窑。至于二十年之说应是由于宋徽宗的审美情趣更具备文人水平，要求水准更高，故而才有二十年的出色汝窑产品。事实上，宋皇室并无定瓷官窑，定窑应为辽代官窑（见本人另一篇文章《疑定窑的错误定性》，刊于《文物鉴定与鉴赏》杂志第二期）。作为宋皇室，一开始并不只是一处御用瓷窑。现今的景德镇就是第三个皇帝宋真宗赵恒在景德年间，为在当时的昌南镇建御窑，而将昌南镇改为景德镇，沿用至今（另文详叙）。所以汝窑应为当时的一处重要御用瓷窑。
在距汝州张公巷窑四周的数十平方公里内，遍布着清凉寺窑、文庙窑、段店窑、东沟窑等一些精品汝瓷的窑址，同时也分布着宜阳、新安等一些只烧一般汝瓷的窑址。这些窑址出土的器物全不及张公巷窑的瓷器精美，但历史上竟对张公巷窑无一点记载，这似乎不合常理。
不合理的现象背后必有合理的解释。笔者推断，赵匡胤将柴窑毁灭后，极有可能就近挑选工匠烧造汝瓷，为其赵宋皇室烧造御用之器，成为清凉寺汝官窑。而驱散的劣等工匠则在四周烧造民汝瓷以维持生计，故而形成了今日以张公巷和清凉寺为中心的汝窑窑系。此论与考古发掘结论相吻合。
以上观点，乃是笔者一己之愚见，虽是多年来研究探索之心得，却难免有偏颇之处。望广大瓷器收藏者积极参与讨论，不吝赐教，以求客观真实地还原历史原貌，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注释:
[1] 被(清)朱琰著《陶说•说古》引用,见于《说陶》第9页,桑行之等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2] 出自唐英著《瓷器肆考》,选自程村居士所作的柴窑考证《瓷皇》,见于《说陶》第782页,桑行之等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3] 程村居士著《瓷皇》,见于《说陶》第781页,桑行之等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4] 赵汝珍编述《古玩指南》第50页、51页,中国书店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
[5] 出自《爱日堂钞》,选自程村居士著《瓷皇》,见于《说陶》第782页,桑行之等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6] 《夷门广牍》,选自(清)朱琰著《陶说•说古》,见于《说陶》第9页,桑行之等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7] 佚名著《南窑笔记》,见于《说陶》第369页,桑行之等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8] 佚名著《瓷论•四朝瓷论》,见于《说陶》第87页,桑行之等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9] (清)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见于《说陶》第786页,桑行之等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10] 出自蒙一正《事物绀珠》,选自(清)朱琰著《陶说•说古》,见于《说陶》第9页,桑行之等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11] 出自《匋疋》一文,选自程村居士著《瓷皇》,见于《说陶》第783页,桑行之等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12] 佚名著《南窑笔记》,见于《说陶》第369页,桑行之等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13] (清)唐秉钧著《文房肆考图说》,见于《说陶》第787页,桑行之等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14] 徐宪江主编《中国历代未解之谜》,第10页,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15] 程村居士著《瓷皇》,见于《说陶》第781页,桑行之等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