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德国法兰克福历史博物馆在Kronberg的贵族宫殿开设了
赫斯特瓷器博物馆（H·chster Porzellan-Museum），并作为该馆的一个分馆，展示了赫斯特瓷器工厂从1746年成立至今琳琅满目的作品，以及赫斯特瓷器丰富多彩的历史面貌。
展品包括近1800件赫斯特釉陶和瓷器，其中有出类拔萃的人物雕塑，有出自赫斯特著名画家之手的精细的紫色衣袍、风景、花卉和鸟虫作品，还有在宴会甜点长餐桌上装饰摆放的整套瓷器和精美绝伦的餐具。
这些作品引领了18世纪欧洲日常生活之风骚。
很重要的一位大师是赫斯特瓷器的式样设计师约翰·彼得·梅尔基奥尔。在他创作的高峰时期，即1765至1779年间，他设计了超过300件人物雕塑形象和餐具，同时展现了从洛可可风格到经典主义的转变。他的早期作品显示了洛可可和18世纪中国风格的珠联璧合。
人物瓷器雕塑作品《中国皇帝》
在1765至1766年，梅尔基奥尔完成了他奢华的一组人物瓷器雕塑作品，即中国皇帝（图1）。在这组人物中，皇帝形象高大威严，突出的构图和人物情感的丰富表达，使得此件作品成为传世杰作。中国皇帝高贵地端坐在龙椅上，龙袍具有异域风情。其色调丰富的袍子以及轻盈的碎小网格状的华盖上有用贝壳和石子做成的洛可可式的装饰品。在宝座的台阶上围坐3位朝臣，他们分别代表了科学家、诗人和艺术家，他们毕恭毕敬，诚恐诚惶。
瓷器雕像中的书籍、画卷、调色板、凿子和皇帝脚下的儿童头颅模型，无不展示了皇帝是艺术的赞助者。中国皇帝的雕塑形象是当时中国风格的盛大的宴会台桌装制品的中心。节日盛宴的甜点餐桌上摆放精美瓷器作为饰品，在18世纪欧洲上层社会寻常可见。在西方雕塑中，中国皇帝站在台子上，陪伴他的是妃子、宫女，四周有打起遮阳伞的仆从人员以及唱歌、跳舞和杂耍的宫廷人物，这是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皇帝的生活。
赫斯特瓷器中的中国式绘画
赫斯特的中国风格题材在装饰瓷器中也是很受欢迎的。在17世纪中期的欧洲出现了“中国风”的巨大潮流，到18世纪则达到高潮。由于中国出口的瓷器特别畅销，价值连城，荷兰和德国的釉陶和瓷器手工作坊都以来自亚洲的瓷器为样本，尝试尽可能地进行精确的仿制。
从1720年起，欧洲艺术的“中国风”装饰有了发展，艺术家们利用东方的主题、纹饰和样式，并结合欧洲传统的洛可可式风格纹饰，以适应欧洲艺术的偏好。工匠们完全是有意识地与中国装饰品的原有风格进行竞争。
从同时代的奥格斯堡和纽伦堡出版的铜版画和旅行报道中的部分铜版画中，赫斯特的艺术家获得了灵感和启发。他们也借鉴麦森瓷器工厂的题材，当时麦森瓷器作坊的约翰·格利高里·核罗德 在1725至1726年间勾勒了超过1000个“中国式”的草图，这些草图后来被收入到“舒尔茨图样集”（Schulz Codex，因为这些瓷器在19世纪为商人Georg Wilhelm Schulz收藏而得名），而其中的部分设计图作为铜版画出版，也是瓷器画家为瓷器装饰的图样。赫斯特瓷器博物馆展出的一套带杯托的杯子，展示了这些中国式的草图的使用。
对于瓷器绘画家来讲，在绘画装饰上不是只把这些不同人物进行精确的复制， 而是要把艺术家自由想象的那种异域风情的氛围表现出来。他们模仿这些东方的题材，但是并不理解其象征意义，也不追寻其真正的含义。甚至他们时常不能完全搞清楚“中国式”和“日本式”的区别。
根据传教士、商人和东印度公司学者如画般的游记描述，中国对于欧洲人来说是充满智慧的地方，人世间的乌托邦。提到中国，人们便会联想到富裕、财富、美丽诸如此类的词汇，在他们的想象中，中国是一个由皇帝管理的国度，这里的政府可以保证人们在和谐享乐中无忧无虑地生活。
在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后，严格的宫廷礼仪和风俗也随之不复存在。中国式的这种想象迷住了欧洲宫廷。法国画家如弗朗索瓦·布歇、让安东尼·华托和皮兰蒙，德国的雕刻师如维格尔、沃尔夫和尼尔森，都勾勒了中国风格草图。他们不是对自然界的再现，而是虚拟出了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无忧无虑的世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身穿华服，喜欢狩猎，如18世纪上层戏剧节上展示的场景。画家有时候还经常混淆亚洲（远东）的和东方（中东）的这些主题。他们陶醉于异域的魅力，将这种装饰的表现方式和自己的想象结合。因此安德利阿斯·飞利浦·埃特纳所描绘的中国人物总是置身自然风景之中，身穿华丽的异域风情袍子，这些都结合洛可可式的装饰品被画在赫斯特的茶具中，我们可以在赫斯特的瓷器博物馆中看到它们。
中国的文化元素对于赫斯特餐具的样式发展有一定影响，例如球形的茶壶、罐子和葫芦瓶都是以中国的瓷器形制为范例的。中国的茶杯成了赫斯特的无柄茶杯模仿的对象，这些瓷器大量从赫斯特出口到中东地区，人们特别喜欢这些具有异国情调装饰的茶具。
印度花鸟
自从赫斯特瓷器厂成立以来，亚洲风格的花卉已经用于瓷器绘画装饰，这些题材被称为“异域样式”“印度风格”“中国风格”或“日本风格”花卉。特别是印度式的花卉装饰在早期赫斯特的釉陶和瓷器中很常见。他们的设计可能是回到了麦森著名的陶器画家亚当·佛里德离席·冯·莱文芬克的风格。许多赫斯特的茶具、酒器和花瓶绘有印度式的花卉纹样，这些来自野外的零星的花朵，诸如菊花、牡丹或者是盛开的牡丹花束。其中流行的是菊花、牡丹、樱花、石榴、山桃枝、竹、荷花。它们没有任何象征意义和远东的意境表达，赫斯特的画家将其作为纯粹的装饰元素，不管其植物的形式。有时，他们是用钴蓝色的蜡菊装饰将其进行风格化、程式化或平面化的再现。流行的是花瓣丰富或简单的牡丹，因为它们和当地的芍药和大丽花非常相似。它们往往被与花茎、花藤和长穗画在一起。
赫斯特瓷厂鸳鸯粉彩瓷盘 鸳鸯粉彩瓷盘
赫斯特瓷厂也直接复制中国的绘画样式，这可以从两个粉彩装饰的瓷盘上看出来。这个在1750年模仿制作的中国瓷盘用了非常精细的玫瑰色、红色、绿色、蓝色和绿松石色绘成，表现的是荷花、水草和鸳鸯（图2）。另外一个约在1755年于赫斯特制作的盘子由画家按照中国式的构图精确完成，通过强烈的色彩和细腻的笔触更增强了其绘画的色彩（图3）。
赫斯特瓷厂粉彩花鸟盘
直到18世纪70年代，赫斯特依然很流行印度飞禽的绘画。在中国山水画中，表现自然界中不同姿态的各种鸟类有悠久的传统。受到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启发，法国的铜版雕刻家皮兰蒙在1760年完成了一件题为“中国风格鸟类”的作品，此作品展现了无数有着闪光、多彩羽毛的想象中的奇异鸟，它们栖息在粗糙的树枝和灌木上。这激发了法国艺术家路易斯·维克多·格尔温罗塔尔斯的灵感。他曾从1771年至1773年在赫斯特瓷器厂工作，是赫斯特博物馆所陈列的东方情调突出的鸟画的代表画家。这些中国式样和中国文化的持续影响在赫斯特瓷器博物馆的展品中都有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