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笔、墨、纸、砚，被喻为“文房四宝”。这四种书写工具，其实未必真正应了稀有、昂贵才成其宝，确切地说，乃是重要，是因为须臾不可或缺。譬如，行文、作诗、绘画需要它们，写一手好字乃至想要学富五车自然更离不开它们。直到六世纪末，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在隋唐施行，致“文房四宝”更显重要。尤其宋代，宋太祖开创的殿试制度，让皇帝钦点的状元，直接步入仕途：或治理地方，或参与朝政，甚或官至宰相管理朝政。自此，“学而优则仕”和“状元及第”，才让笔、墨、纸、砚真正满载了“宝”的涵义。
为配合笔、墨、纸、砚的使用，古人于不同时期又先后设计出水盂、砚滴、砚匣、笔架、笔掭、笔床、笔洗、臂搁、墨匣、镇纸，以及印盒、笔船、笔筒等各具功能的辅助件，这些物品，统称为文房用具，质材有铜、石、陶、瓷、竹、木、玉、水晶、玛瑙、象牙等。
中国的文房用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比如研山，产生的年代可追溯到汉代，故宫博物院藏的“汉十二峰陶砚”便是一例。曾创下中国书画天价的书法珍品米芾《研山铭》，卷上那值百万金的39个行书大字，写的就是一块山形石砚。而此“研山为李后主旧物，米老生平好石，获此一奇而铭，以传之”（见《研山铭》手卷之跋尾，清代书画家陈浩题）。由此不难看出，古人对书斋中的文房用具每每很钟爱、很在意。因此，我国越窑青瓷三足砚青瓷水盂等，在三国两晋时就已制作得格外精致，而各类质材的墨匣、笔床、笔格、笔洗、镇纸、水注等，致唐宋时业已多见，且常常被文人记入诗赋。诸如南朝梁吴均作《笔格赋》及南朝徐陵《玉台新咏序》中的“琉璃砚盒，终日随身”与“翡翠笔床，无时离手”句。相比之下，笔筒出现年代却较晚。目前，南京博物院所藏署“辛未七月朔日，松邻朱鹤”款的竹刻松鹤图笔筒，属我国已知早的带纪年铭笔筒。由于朱鹤系嘉定竹刻的开山派创人，陆廷燦在《南村随笔》（卷六，清刊本）又称“膠城竹刻，自正、嘉间高人朱松邻创为之，继者其子小松缨，至其孙三松稚征而技臻绝妙”，故该笔筒被学术界普遍视作明朝正德六年产物，也即笔筒上纪年“辛未”，当为1511年。而瓷制笔筒，生产年代就更晚，当在明晚期。目前，面世的瓷质笔筒，无一例早于明末崇祯朝。
有关笔筒的产生，一些研究者认为，该由笔格、笔床或笔船发展而来。笔者以为，笔筒同笔格、笔床、还有明初时出现的笔船，虽在功用上大同小异，却在形制上并无必然的承传关系。前者是竖着存笔的束笔工具，后者系横卧式的置笔工具，两者的源流与艺术构思殊异。
对于横置笔的器物，或许古人觉得不够方便，样式亦不够大模大样，因此，晚明人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讲道：“笔床之制，世不多见，有古鎏金者，长六七寸，高寸二分，阔二寸余，上可卧笔四矢。”但此类笔床“不美观，即旧式，可废也”。至于一些笔格，文震亨则批评道：“笔格虽为古制，然既用研山，如灵璧、英石，峰峦起伏，不露斧凿者为之，此式可废。窑器有白定三山、五山及卧花哇者，俱藏以供玩，不必置几研间。俗子有以老树根枝，盘曲万状，或为龙形，爪牙俱备者，此俱忌，不可用”。这些意见，大抵中肯的。所以，笔筒一经问世，便一统了天下。若要问，现今的文具盒源自何物？毋庸置疑，非笔格、笔床、笔船莫属。然而笔筒，却是造物主的馈赠，它让读书人万般无奈时截取冬竹之一段，便使桌案上的存笔工具不经意间一步到了位。于是，随着竹雕笔筒在我国明中晚期兴起后，瓷质笔筒也就突兀地展现在晚明时期的文人书斋里。而且，模样那么大器，那么坦坦荡荡，以致500年来无须作任何造型上的修炼。
瓷器笔筒，创作上并不比坛坛罐罐复杂，况且，还少个盖。之所以姗姗来迟，乃是因为文人主观上的原因。说到底，是因为人们早先觉得圆筒般的模样，在制式上似乎简单了些；是因为注重个人品位的文人，对于案头之物实在太在意太看重，就指望荣华与共的置笔器具，理当比隋唐多足砚、五代笔架、宋元笔洗更见灵巧更具诗意。于是想了又想、琢磨了许多个世纪仍觉意犹未尽，待终于明了筒状、口底大小相若这么个天造地设的竹筒形制，其实是完美、实用、亦壮观时，此时此刻，已到了明代晚期。
清初时参与纂修《明史》的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文学家、诗人此番话，言简意赅，是对笔筒实用性的概括，亦让人看到以前没笔筒时的无奈。
笔筒数康熙朝制作数量多，亦具气派。雍正至清末，笔筒的装饰技法层出不穷，但造型与制式则不离康熙模式，尤以玉璧底为常见。然而，气度上大相径庭，即：明末清初时器形通常较粗壮，直径大一些的堪称笔海；清代中、晚期时，器形较瘦小，有的器身细至可一把握住。至于胎、釉、纹饰、圈足、工艺等，则各朝有各自的风貌与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