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多年前我初涉古代瓷器收藏时，正值东瀛的收藏风渐退，港台地区的宋代瓷器收藏投资热方兴未艾，国内的收藏市场刚刚起步，此时香港地区拍卖的一件宋代定窑白釉盘口瓶的高价成交被港台藏界喻为即将到来的宋瓷收藏第二春的象征。比起明清官窑瓷器的富贵之气，高古瓷器的自然淳朴吸引了我，何况宋元瓷器中有些烧制得十分精美，价格低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能见到的高古瓷器多为江西、福建一带的古玩商人带来的宋元时期的影青瓷器、龙泉窑瓷器，以及河北、河南一带的古玩商人带来的定窑瓷器、钧窑瓷器、磁州窑瓷器、邢窑瓷器和一些地方窑口的瓷器，它们的市场价格比较便宜，收藏者更能有所收获。
汝窑瓷器是宋金时期烧制的流通地域性很强的品种，这种历史上的瓷器名品的传世数量却十分稀少，海内外屈指可数的博物馆收藏的也不多，而私人收藏的汝窑瓷器更为难得一见，大陆只见到当年王刚先生在主持江苏卫视的“收藏”栏目时，有一位戴着墨镜的河南籍中年男子带来的那件汝窑系瓷器，此外这么多年来拍卖市场中很少见到汝窑瓷器的身影。
2011年中国嘉德春拍中首次推出了以耀州窑瓷器为主的宋元瓷器拍卖专场，规模不大，成交欠佳。我看后觉得与其说是整场部分拍品有真伪存疑之虞，倒不如说是市场培育还不成熟所致，其中的价格忽上忽下，毫无规律可言，可见大陆市场尚未形成完整有效的宋元瓷器价格体系，一切还是以海外市场的价格马首是瞻。
尤其是所见宋元瓷器多有私挖出土之嫌，拍卖公司要求拍卖宋元瓷器的申请无一获批，凸显出监管部门对市场中宋元瓷器拍卖的管理力度。所以，收藏拍卖市场中的汝窑瓷器，现在不能有，今后可以有，但这还要看今后大陆收藏拍卖市场的开放发展情况。
在2012年苏富比春拍中，出现了一件盘口有修复的汝窑花口盘，据介绍原为著名收藏家克拉克夫人的旧藏，辗转到日本藏家手中。而以北京、河南为代表的北方古玩坊间流传的“这件汝窑花口盘，实为20世纪80年代从河南宝丰县出土后辗转流散至海外”，当时的几个经手人对此还记忆犹新。可谁也无法合理解释：若是出土文物，为什么拍卖图录上有关于这件拍品的流通记录。而拍卖成交价格高达2.78亿港元（约合1.6亿元人民币），使得全球仅有的67件汝窑瓷器成为受收藏投资界追捧的稀缺资源。汝窑瓷器真的火了！
这也让我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汝窑瓷器收藏岁月和收藏梦想。当然，我收藏的仅是几片汝窑瓷片。值得庆幸的是我当时还是比较理性的，没有陷入痴迷收藏汝窑整器的怪圈。
文博界和收藏领域对于汝窑瓷器收藏的重视，缘于1985年的全国古代陶瓷年会上，河南的王留献先生拿出了一块天青釉色的盘子让参会的上海博物馆陶瓷专家汪庆正看，这才引起了上海博物馆的重视。而王留献带给上海博物馆乃至中国考古界的远不仅是这件珍贵的汝窑瓷盘，而是汝窑瓷器的整体秘密。上海博物馆根据这个线索，于1986年派员前往清凉寺对汝窑遗址进行了初步的发掘，让汝窑遗址终于大白于天下。
也就是在其后的几年间，外地古玩商和河南宝丰当地的农民比较集中地分三次把从地下挖出的汝窑瓷片带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并且流向了海外。
第一次是上海博物馆主持清凉寺汝窑遗址考古发掘的时候，出现了当地小规模挖掘汝窑遗址的现象。
第二次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面积挖掘清凉寺汝窑遗址的时候，又带动了当地挖掘汝窑遗址的风气。
第三次是张公巷汝窑遗址考古发掘的时候，吸引得收藏爱好者们趋之若鹜。记得第一次出现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的汝瓷，是一个身材魁梧的河南籍中年男子带来的许多有着清凉寺特征的汝窑瓷片，当时市场中一块10多平方厘米带纹饰的汝窑瓷片价格在500元左右，少量的窑具价格更高；而在河南平顶山地区汝窑遗址出土的一件直径10厘米残修的小盘索价10万元，我就在当时众人犹豫观望中买了一些面积比较小、价格比较低的汝窑瓷片（图1）。这些瓷片与清凉寺考古出土的瓷片特征接近，与存世的汝窑瓷器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
传世的汝窑瓷器多光素无纹，仅有极少数的带有纹饰；而清凉寺出土的汝窑瓷片和残器上，许多带有模印和刻划纹饰。但两者的胎质、胎色、釉质、釉色、器形，特别是底足外撇的特征十分相似。
第二次考古发掘清凉寺汝窑遗址时，由于发掘的面积较大，此时汝窑瓷器的影响也更大，许多当地农民在自己家的房前屋后翻土就能有所斩获，汝窑瓷片流向市场的就更多，价格也低了下来。
而随后在汝州张公巷又发现了同样烧制精美的“汝窑瓷器”的窑址。张公巷出土的汝窑瓷器胎质细密，胎色黄白，釉色与存世和清凉寺出土汝窑瓷器均为天青色有所不同，青中闪绿；许多器物底足为圈足支烧，与存世和清凉寺出土的汝窑瓷器为裹足支钉支烧工艺不同；器形也有所变化，这些青釉瓷器远比原来的临汝窑系瓷器烧制得更加规整（图2）。而近年来河南地区不断发现了许多烧制青釉瓷器的窑场和成品说明，汝窑的萌生和发展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金代中后期的汝窑系瓷器已经不再是早期乳浊光泽的淡雅天青色，它的烧成温度更高，釉色呈明显的透明玻璃光泽，胎质也更细，胎色由灰褐色向灰白和黄白色渐变。
北京地区发现的汝窑瓷器遗存使人们对汝窑瓷器的认识更加丰富。北京是金代中期海陵王迁来此处确立的国都，在此发现的汝窑系青釉瓷器有着十分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过去认为北京地区发现的这些汝窑瓷器残片是金人掠北宋皇宫之物，但现在看来这种观点不够全面和确切，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底足圈足外撇、裹足支烧类似清凉寺窑址出土品的天青釉瓷器标本在北京地区发现得极少，仅在北京市南城的枣林前街处发现一块面积为5平方厘米左右的汝窑瓷片（图3），其圈足有外撇现象；另在牛街地区发现有两块青绿色足墙外撇的盘子残片。
几年前这一地区还出土过3个直径约10厘米的小洗，釉色天青，底足裹釉由3个支钉支烧，惜被压碎，当时被人以1.2万元买走，我就在身边。在原辽代的开泰门附近曾经出土过一个汝窑瓷罐残部，其底部为浅圈足，无釉，从保存的小块瓷片来看，罐身上有带模印刻划的纹饰（图4）。
这一地区有时能发现一些类似传世的汝窑天青釉色碗的小块残片，而且类似张公巷青绿色的瓷器标本很多。试想，如果这些天青色和青绿色的瓷器皆为北宋时期烧制，那么应该有一些被金人掠至今天吉林省的金代上京，即使海陵王迁都时又从上京带到北京，也不会大量出现在这里。这虽然不能证明天青色的汝窑瓷器就是北宋时期烧制，但能反证数量较多的张公巷特征的瓷片为金代所烧制。
同时，如果把两者均界定为汝窑瓷器，那么，我认为河南地区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汝窑系，全世界现存汝窑瓷器也不会仅仅只有67件（图5～8）。若要深入地研究河南汝窑系青瓷，必须把河南各地出土的各类青釉瓷器及标本与金代早期的国都吉林、金代中期海陵王迁移的国都北京以及金代后期迁到河南等出土的汝窑瓷器和标本的发现综合联系起来，应该会有比1986年更进一步的发现，如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釉龙柄八方杯和青釉玉壶春瓶，北京海淀区博物馆也收藏了一件由金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釉玉壶春瓶，就是金代汝窑系烧制的。
据说在清凉寺的汝窑窑址中曾发现有类似苏富比拍卖的花口盘残片，这也证明了这次苏富比上拍的花口盘系汝窑的可靠性。可叹的是岁月湮没了这些稀有的文明结晶。
随着近几年全国各地城市建设的大规模进行，越来越多的古代瓷器珍品出现在我们面前。河南地区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大量的古代瓷器从基建工地直接流向市场，河南的青瓷让我们越来越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汝窑瓷器研究也会在不断的探索中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