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提出，景德镇在元代就有“御窑”。在笔者看来，这种说法没有任何历史根据，只是当代人的遐想。元代统治者为马上民族，他们崇尚和热爱的是金银器，何曾喜欢过不便于携带且沉重易碎的瓷器？又何来“御窑”之说？御窑始于宋代，止于元代，又于明代的景德镇获得重生。清史学者阎崇年先生提出“御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笔者研究认为，官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御窑”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为皇家专设的窑场。在元代统治者眼里，瓷器只是用于赏赐和交易，换取银两，充实国库的特产。它同南方产的漆器、马尾、棕藤、斗笠一样，都是手工特产。
在元代，统治者不允许民间私产私售瓷器，窑场均由官府统一掌管。不存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官窑”和“民窑”，所有窑场无一例外，统统归官府所有，即所谓“国有”企业，民间不得开办。根据法律，私设窑场者处“斩刑”。窑场里的窑工均为“匠官”统领下的“工奴”，工奴没有人身自由，由政府配给粮物，实行“供给制”，娶妻生子亦由政府安排，世代为奴。即便官府和宫廷需要瓷器，也只是在其掌控的瓷场中择优定制，“有命则供，否则止”。[1]关于这点，《元史》有清楚记载。
再说说“浮梁瓷局”。陶瓷界普遍认为，元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置的“浮梁瓷局”，是“唯一一家管理全国瓷业生产的专业机构，负责为宫廷、官府督造瓷器”。果真如此吗？据《元史》记载，浮梁瓷局的掌门人“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椋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2]九品，是典型的芝麻官。如果浮梁瓷局有瓷业生产的管理权，或者哪怕有代表匠作院进行业务管理的权利，都不可能是九品官。
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管辖官府窑场的官位。“平则门窑场，给从六品印” “光熙门窑场，给从八品印”“大都四窑场，秩从六品”，说明随便一个窑场的官员都在八品以上。如果浮梁瓷局统领景德镇地区乃至全国窑场，怎可能是九品官呢？九品官如何统领六品官？其次，我们再看看《元史·志第三十八·百官四》对将作院下设其他机构的描述：“画局，秩从八品，掌诸色样制。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员。”“装订局，从八品，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员。”“大小雕木局，秩从八品。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员。”“上都金银器盒局，秩从六品。至元十六年置，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一员。”[3]
这些职权范围很小，职责单一的机构，级别都比浮梁瓷局高。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古代社会，品秩阶级是丝毫不可错乱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全国性的职能机构，一个九品官就能胜任呢？
我们先看看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中的文献：“瓷、瓦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铙州、定州青州白兹、瓦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真宗景德四年（1007）九月诏：瓷、瓦器库除拣封桩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人估价出卖。”[4]这段文字表明，在宋代瓷器和漆器库设在汴京的建隆坊，包括浙江明州、越州，江西饶州，河北定州、山东青州生产的瓷器、漆器都要送到这里验收入库，由内侍监库，景德四年真宗下令，在朝廷按需要挑选过后，多余的将样品送三司估价，然后可对外出售。
由此看来，浮梁瓷局只是沿袭宋制，将设在开封的瓷器、漆器库房搬到了景德镇。在当时，南方各地生产的瓷器、漆器等都要送到浮梁瓷局验收入库，这些瓷器入库后再由朝廷根据需求，分配给各地官府、军队使用。官兵用不完的产品和工部或将作院定制的剩余产品，都可估价后交易，包括内外贸易。秩九品的官员就是仓库总管。浮梁瓷局与宋代瓷器库的功能基本一致。宋代仅以内侍二人监库，元代有所扩大，正式设立了浮梁瓷局这样一个机构，置大使、副使官，可以统领几十人，只是负责保管景德镇地区的瓷器、漆器、马尾、棕藤、斗笠等事宜的仓库而已。所谓浮梁瓷局掌管全国瓷业生产的神话，就这样不攻自破了。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必须多动脑筋，切不可人云亦云。
元青花
以上说了这么多，还没有说到正题呢。本文主要想说说什么是“元青花”。自从19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博士证实了至正型元青花的存在，世界范围内的寻找元青花热潮就愈演愈烈了，凡具有元代工艺特征的青花瓷都无一例外的被说成“元青花”。2005年7月12日一件描绘“鬼谷子出山”图的青花大罐，在伦敦佳士得以1568.8万英镑（约合人民币约2.28億元）卖出，创中国艺术品的世界拍卖纪录。“鬼谷子出山”描述了战国时期孙膑的师傅鬼谷子在齐国使节苏代的再三请求下，答应出山搭救被燕国陷阵的齐国名将孙膑和独孤陈的故事。问题的关键是，这件“鬼谷子出山”图大罐是元代青花吗？要理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元青花的产生说起。
由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在西征中建立了钦察汗国、察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尔汗国四大汗国。四大汗国土地辽阔，东面包括我国新疆、青海和西藏大部分地区；北面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伏尔加河、鄂尔齐斯河和鄂比河流域广大地区；南面和西面包括当今阿富汗、伊朗全部，以及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拉克、叙利亚的部分地区，与元朝驿路相通。四大汗国的统治者出自成吉思汗“黄金家族”。钦察汗国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封地，察哈台汗国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台的封地，窝阔台汗国是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的封地，伊尔汗国是成吉思汗孙子旭烈兀的封地，同奉入主中原的兀朝为宗主。
众所周知，当今拥有元青花数量多的国家是土耳其和伊朗。不言而喻，初的元青花也是为四大汗国的贵族定烧。烧制元青花的钴料苏泥勃青，就是从伊朗运到景德镇的，实际就是“来料加工”。据史料载，元代景德镇的执事者为色目人。色目人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元青花的纹饰也必然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制约。伊斯兰教规禁止偶像崇拜，无论是礼拜寺还是器物上，都不允许有人物形像出现。土耳其、伊朗馆藏元青花器的纹饰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一件带有故事人物图纹的。当今学者似乎对这一点视而不见。
有人说，所谓人物故事图纹的元青花，都是根据元曲和元杂剧创作的，是为中原人制作的。请问，为何人制作的？是为蒙古皇室和贵族制作的吗？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中，唯元代统治者对汉族历史和文化不屑一顾。在近百年的统治中，蒙古人始终保持着民族特色，很难想象，他们会喜爱汉族历史上的英雄和名人。元朝废除了宋朝的科举制度，致使处在社会底层的汉族文人失去了升迁的机会。元曲和元杂剧，只是汉族文人聊以自慰的精神寄托和酒保茶肆中的雕虫小技。他们能去定制这种元青花吗？我们看看元末明初文人曹昭是怎么说的。他在《格古要论卷之下·古窑器论·古饶器》中写到“……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5]这里的“青花”是指元青花，“五色花”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釉上五彩，“俗甚矣”就是俗不可耐。这就是当朝汉族文人对元青花的评价。前文已经说过，在窑场中没有人身自由的工奴，唯有按传统或官样加工瓷器，绝没发挥聪明才智的自由创作之可能。
宋代以黄山脚下伸展的徽州盆地为中心，新的儒学学派诞生，即11世纪程颐等开创的理学。12世纪南宋时期，该学派由朱熹集大成，成为后来的朱子理学。元代废除科举后，新儒学的知识分子为官之路已被封锁，他们只能寻求新的出路，开办义塾，天天和学生一起朗诵五伦之教，“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等。朱元璋决心建立新王朝，所以需要儒学。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将在义塾当中名望高的四位儒学家招入政权中枢。他们就是被称为浙东四先生的宋濂、刘基、章溢和叶琛。在朱元璋看来，统治者只有遵守“礼”的秩序，才会被7承认他的统治具有正统性。
洪武窑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初，朱元璋在北伐途中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在景德镇设立御窑瓷场。这也是有史以来在景德镇首次设立的“御窑”，用以烧制御用瓷器。
说到洪武御窑瓷器，就不能不提朱元璋的养子，明朝开国功臣沐英（1344-1392）。1381年沐英等人奉命率兵30万征云南。云南平定后留滇镇守。洪武二十七年（1392）七月沐英病逝于云南，享年48岁。沐英死后朱元璋十分痛心，命归葬京师，追封齡宁王，谥诏靖，配享太庙。1950年沐英墓被盗，挖出萧何月下追韩信图青花梅瓶，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不知何故，国内专家要把这件洪武青花定为元青花。当时元政府，并未灭亡，只是北遁。元顺帝时刻觊觎着大明王朝，梦想有朝一日能再续祖先之辉煌。此时此刻，朱元璋以国家之财力，尽天下之资源，聚全国之巧匠，集士人之智慧，建立的御窑瓷厂已经薪火24年，难道没能燒出过几件像样的瓷器吗？还要用敌国的“俗甚”之器祭奠沐英的亡灵吗？
近来，我重新翻阅了一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陶瓷全集》，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洪武御窑薪火30年，收录其中的青花瓷器仅7件，而宣德在位仅10年，却收录了青花瓷器60件。二者之间完全不成比例。难道真如书中所说：洪武“处于开基立业之际，百废待兴，陶瓷业尚难有大的发展”吗？
元末南方地区，以红巾军为代表的起义军，群雄逐鹿。致使元顺帝政府退守中原，景德镇地区为义军首领陈友谅控制。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消灭陈友谅，一跃成为中国内陆部分的高首领。到1368年朱元璋称帝，其中有五年时间景德镇已被朱元璋完全统治。当然，这期间朱元璋忙于打仗，但景德镇的窑工们还是要讨生活的，绝不会坐以待毙。如果说复兴窑业，恐怕有三年五年已足够了。洪武御窑，应当是在景德镇复兴窑业的基础上建立的，绝对不可能需要35年才能“复兴”。那么，为什么很少有洪武窑的瓷器被发现呢？原因有二。
首先，洪武朝没有在瓷器上书写年号的习惯。在官窑瓷器上书写年号，始于永乐，兴于宣德。其次，古代陶瓷工艺的发展和变化是极其缓慢的，它不会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发生突变，洪武窑仍然延续了元代制瓷工艺，难于辨别。基于上述原因，现代人把大部分洪武瓷器归入元代就不足为奇了。那是不是就完全无法区分了呢？不是。像“蒙恬将军”“周亚夫细柳营”“文姬归汉”“昭君出塞”“三顾茅庐”“尉迟敬德救主”“陶渊明爱菊”“萧何月下追韩信”和“鬼谷子出山”等等，主题纹饰为历史人物的青花瓷，都应是洪武时期的瓷器，极有可能是洪武御窑器。只有朱元璋治下的新儒学文人，才对这类题材的瓷器倍感兴趣，利用这些即可以回望历史，又可以教化朱家王朝的臣民，忠于新政权。
[1]《景德镇陶录》
[2]《元史·志第三十八·百官四》
[3]《元史·志第三十八·百官四》
[4]《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瓦器库》
[5]《格古要论卷之下·古窑器论·古饶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