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明史·外国传》称“青花白地”或“白地青花”瓷，或“青花白瓷”、“白瓷青花”。青花瓷以其清新、庄重、深邃的蓝色给人以空阔、辽远、超凡脱俗的审美享受，一跃取代了唐宋以来青瓷、白瓷、黑瓷等单色瓷主导的瓷业格局，扩展为以青花瓷为主导的绚丽多彩的彩瓷世界。明代中前期特别是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代表了明代瓷器制作的高水平。本文将综合分析明初社会状况兼及经济文化背景，试对永宣时青花瓷高度发展的社会基础及独到之处的成因做几点分析。
永乐宣德青花云龙纹钵
《中国陶瓷史》称：“明人对于瓷业，无论在意匠上、形式上，其技术均渐臻至完成之顶点。而永乐以降，因波斯、阿拉伯艺术之东渐，与我国原有之艺术融合，于瓷业上，更是发生了一种异样之精彩。”永乐、宣德青花瓷器的辉煌成就，与元明以来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密切相关。元代中期，已经能够批量生产白地蓝花瓷器，加之元代中国与西亚、中东地区频繁的物质和文化交流，从技术和原料层面来说，中亚、波斯地区的釉下蓝彩技术和钴土蓝料为青花瓷走向成熟提供了必要条件。
本文将综合分析明初社会状况兼及经济文化背景，试对永宣时青花瓷高度发展的社会基础及独到之处的成因做几点分析。
一、青花瓷器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国瓷器自东汉创烧成功以来经历了将近2000年的漫长岁月，其发展速度时快时慢，但总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瓷业烧造，作为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门类，它的兴衰也是遵循着社会经济发展、市场需求的轨迹。尤其是入明以后的官营手工业，对于封建王朝的依附性表现得愈益明显。
明洪武、永乐时期是明王朝创业之初，宣德朝继承永乐朝余绪，政局稳定，国力进一步加强，对内休养生息，对外守土保境，特别注意发展农业生产，扶植工商，使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明政府将发展手工业生产提到了重要地位，并采用了一系列保护手工业者利益的措施，提倡“工技专于艺业”陶瓷业的发展为迅速显著，并很快地形成了景德镇这样的全国瓷业中心。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永宣两朝的官窑青花瓷进入了青花瓷烧造史上辉煌、活跃的“黄金时代”。
二、郑和下西洋与青花瓷器的对外传播
明成祖朱棣是一位极有作为的封建君王，为扩大明王朝在海外的政治影响，以明初强大的封建经济为后盾，以先进的造船工业和航海技术为基础，把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大监郑和奉命率领万人以上的使团和数百艘船队先后七次远航西洋。大量的瓷器出口极大地刺激了国内瓷器的生产，更由于国外普遍喜爱青花瓷而使景德镇开始改变“宋瓷尚雅、元瓷尚白”的传统而全力地投入到青花瓷器的生产之中。“青花”一词也是在此时正式出现于文献记载。郑和出使把中国瓷器推向国外市场，随之而来的是海外市场对青花瓷的大量需求。
明初的对外开放政策使海外诸国对于中国瓷器的需求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以说，永宣时青花瓷的大发展与郑和船队远航有直接关系。现代科学考古发掘也证明，凡是郑和船队到过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地都有明初青花瓷残片出土，完整无缺的传世品大多集中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中东国家。日本古陶瓷学界曾多次提出过这样问题：为什么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境内没有出土过一件永宣时期的高档青花瓷？而明以前及明中晚期瓷片则出土很多，而且分布范围也相当广泛。我个人认为，这一现象与明初外交侧重和郑和的航海路线有关。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郑和下西洋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永宣青花瓷的生产能力，同时对提高这一时期青花瓷的品质、使之达到历史上佳的水准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在郑和带回的诸国土产中与明初青花瓷烧造有直接关系的是“苏泥勃青”这种优质的瓷绘原料，而这种青料是此时所独有的，清人的有关文献中也称为苏泥勃青，此后一直延用至今。正是这种进口青料的使用使永宣青花的发色有别于历代青花。
三、浓郁的伊斯兰文化风格
在谈及永宣青花瓷在造型和纹饰的特色时，不能不谈到它无所不在的伊斯兰文化风格。诚然，这种特殊的风格在当时也吸收了蒙古游牧民族的雄健粗犷和藏族文化的神秘执着，同时了保持着宋以来汉族文化的一贯传统，但这一时期青花瓷在追求形制变化、呈现丰富多彩的式样美感以及花纹装饰表现为突出的还是它从形式到内容浓郁的伊斯兰文化韵味。这些鲜明的风格特色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生产的各种质地的工艺美术品如出一辙，有百分之七十的永宣青花瓷在造型方面可以在西亚地区的金银器、铜器、玻璃器、陶器、木器中窥寻到渊源范本。
由于永宣两朝推行的开放政策，当时又是伊斯兰文化的鼎盛时期，异常频繁的友好往来加深了与各族人民的理解，包括审美品味、生活习俗、图案造型、人文地理、服饰装束等诸多方面。这种文化倾向反映在青花瓷的烧制上，我认为，首先是为了迎合伊斯兰社会的消费市场，以瓷器的流通为纽带，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从而达到“以我为主，万国来朝”的政治局面，终实现明初皇帝建立不朽基业的大明帝国的目的。其次，海外巨大的市场需求又反作用于国内的生产能力，极大地促使青花瓷在数量上和品质上空前地提高，这种高效的良性循环又是与明初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
就瓷器的装饰而言，自汉唐以来在与外域文化的相互融合中一直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完全模仿的装饰多是局部或点缀，惟独永宣青花瓷器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诸多方面的原因，在与伊斯兰文化的相互融合中，出现了短暂的以外来文化为主体的倾向。道理很简单，当时在与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要对象是伊斯兰世界，而白地兰花的装饰效果寓意着纯洁和高尚，深受帖木耳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喜爱，广泛地使用这种装饰为迎合伊斯兰巨大的消费市场则成为必然。永宣青花在明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充当了“和平使者”。与此同时，它那高雅不俗的格调和动人心魄的形式美在赏赐、外销的同时也深受明朝皇室和贵族士大夫的称颂。这种以外来文化为主的倾向与长期奔波于阿拉伯与中国之间的商人也有很大的关系。
永宣青花瓷上所绘的花卉、瓜果，一反传统的写实技法，多采用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图形，使枝叶延伸、无穷无尽布满整个空间，花叶枝条交织缠绕，有机地婉延迂回，比例完美、节奏起伏，充满了无限生机。
除去缠绕的花卉以外，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放射性排列画法，在折沿盆、盘心、盌心上大量使用。它是以器物里心正中为同心圆，花纹图形依次展开，向外扩展，进行多层次的描绘作为装饰。
综上所述，在明帝国为昌盛的年代，永宣两朝青花瓷器在与伊斯兰艺术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中以伟大传统文化的包容精神，吸收了域外优秀文化中的精髓，并有机地结合，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跨越了种族和地区的区分，产生了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开放的社会是进步的社会，开放的文化是伟大的文化，正是成祖、宣宗时的开放政策浇灌了此时青花瓷这朵美丽的奇葩！虽然那个时代过去了，但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国家昌隆、社会进步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兼容吸纳异域文化的光辉典范，它所产生的一切，特色鲜明、永不枯竭。
